吕祥：内病外治，治不了美国毒品顽疾

美国毒品与麻醉药品（合称“毒麻品”）泛滥问题由来已久，早已积重难返。解决毒麻问题，不仅是每次大选必争的话题，也是历届政府重要的拉票手段。然而，由于美国政治权力运作模式限制，毒麻问题非但一直未得到解决，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以至于形成了“民主党纵毒、共和党纵枪”的怪异政治局面。

美国毒麻问题既牵扯到现任总统之子，也涉及马斯克这样的顶级企业家。全美究竟有多少人涉毒涉麻无人知晓，只知道这是个以千万计的数字。

在日前结束的美国2024年大选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中，主持人再问起毒麻问题，包括致死率较高的芬太尼滥用问题时，前总统特朗普先试图岔开话题，然后标榜起自己的“政绩”，称自己任内美国涉毒麻人员的“数字很小”，但在现总统拜登执政期间数字上升。而拜登则称自己任内芬太尼及芬太尼副产品数量持续下降。听上去，两位总统对包括芬太尼滥用在内的各种毒麻问题解决得还不错。然而，与两位候选人的表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估计，2022年美国有近11万人死于药物中毒，其中与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相关的有约8.3万人，占比75.7%。而在这场辩论前不久，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就芬太尼泛滥问题再度向中国发难，妄称中国向药物公司补贴，直接助长了美国芬太尼危机。

在两任总统都试图淡化毒麻问题以显示自己治国有方时，个别议员的杂音表明，美国毒品问题“内病外治”的传统仍将持续。而这也将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由于国内治理涣散，美国毒麻品问题将继续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出于政治算计，美国政界将长期在毒麻问题上与中国无理纠缠。

美国毒麻问题难以解决，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既得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及松散的执法体系，让美国从未形成有效的毒麻品管控机制。从分级机制上看，美国毒麻品管控依据的是1971年的《实体列管法》，该法将受管控的毒麻品分为五级：第一级（最高级）是不具任何医疗作用但对人体高度有害的毒麻品，如海洛因；第二级是具有一定医疗作用、但（一旦滥用）会对身体高度有害的毒麻品，如可卡因、芬太尼。

由于全球禁毒合作，一级管控的毒麻品普遍受到较好的控制。但在美国，由于医生具有极宽泛的处方权，芬太尼等二级管控毒麻品唾手可得，只要自述需要芬太尼止痛，即可获得芬太尼类药品。同时，私制芬太尼的成本极低，美国市场上存在多种药用芬太尼的廉价替代品。如此，包括芬太尼在内的二级管控实体事实上成为几乎毫不受监管的毒麻品。这也导致美国以仅占世界5%的人口，却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

不仅如此，美国药商清楚芬太尼滥用的危险性，还开发了一种名为“纳洛酮”的“解药”。而医生开具芬太尼药物处方的同时往往也开纳洛酮，形成了“一病两赚”的奇特“闭环”。这类毒麻品利益链才是美国毒品顽疾的重要“病灶”。

而在禁毒力量方面，美国国家缉毒局（DEA）是针对毒麻品的专门执法机构，但其力量极为单薄且乏力。首先，DEA与美国其他联邦执法机构（如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局）并未形成联动机制。其次，DEA约1万名人员中，仅有约5000人是以特派员身份在各地参与执法，且其与各州、县警察的关系是“合作”而非统属，甚至只能靠给地方警察发放加班费来激励他们工作。由此可言，美国并不存在一个能实现全国有效联动的缉毒机制，其国内毒麻品的运送与贩卖很难受到严格处置。

在内部“病灶”病情严重、自身“免疫力”严重短缺的同时，美国政府却长期实行“内病外治”的政治策略，不仅试图甩锅推卸其对美国民众应负的责任，还将国内议题外部化，满足其地缘政治诉求。DEA在美国国内有21个地方分处、在国外却有93个分处的格局分布便是这一策略的缩影。对于美国国内的毒麻问题，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找准病灶、对症下药，一味“内病外治”只会沉疴难起。美国政界应当认清自身漏洞百出的毒麻品管控体制，而非碰瓷对毒品“零容忍”的中国。无论是为了选票，还是为了地缘政治，因美国讳疾忌医而受伤最重的只会是美国民众。（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