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沃斯利真的认为简·奥斯丁很可能与女性发生过性关系吗(或是如媒体漫天报道的那样,有过“女同性恋性行为”吗)?并不是。这只是沃斯利在周六的威尔士干草文学节(Hayfestival)开的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意在强调:像奥斯丁这样的18世纪中产阶级未婚单身女士无法享受到性自由——无论是出身贵族还是贫民都不行。
奥斯丁的小说中描述得很清楚。从《傲慢与偏见》中未婚的莉迪亚·班内特与威克姆私奔,到《理智与情感》中威洛比色诱年仅15岁的布兰登上校的养女,对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婚姻之外发生的性关系显然意味着毁灭。再加上乔治王朝时代的避孕措施安全程度和“安全期避孕法”一样低,外加年长的女伴总是严格监控着未婚女性,奥斯丁有性生活的可能性极低。
沃斯利在书中也提到这点。“简·奥斯丁是否有过同性性行为?”她在这个被误解的段落里写道:“同性性行为的风险要低很多。没错,同性性行为被社会不齿,但这个时代,女性经常同床,而且根据记录,简·奥斯丁也确实经常与一位女性友人同床共枕。”她也承认,在那个时代,许多人认为女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是不可能的,但“门是半开的”。之后她写道,因为这扇门只有在“已经有着小裂缝,且双方都不会留下任何证据的时候”才会打开。
我们此前也听过这样的说法。这也是为什么克莱尔·托玛琳认为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关于简·奥斯丁性取向最著名的指控,出现在1995年,当时斯坦福大学的英语系教授特瑞·卡塞尔(TerryCastle)在《伦敦书评》发文《简·奥斯丁是同性恋吗?》。她认为,不仅简·奥斯丁是同性恋,她的姐姐卡桑德拉(Cassandra)也是同性恋。
可能,也许,大概。这都说明了同样的事:对简·奥斯丁的性取向的一切说法,都没有证据(包括简·奥斯丁的保守支持者声称她从没有过任何不纯洁的思想),这全部都是猜测。
社会历史学家阿曼达·维克里(AmandaVickery)曾制作过几部有关简·奥斯丁的纪录片,她解释这种对奥斯丁性取向痴迷的原因:这实际与我们有关,而不是简·奥斯丁。“现代观念对女同性恋的看法和当时是不同的。”她说,“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理解,都反映了现代的观念。”即使乔治王朝时代有女同性恋存在,当时对性关系的男权思想也不认为女性性行为有可能发生。她引用了LordMeadowbank在1811年审判中所说的话,在这场审判中,两位女教师被免除同性恋罪名,因为“这种罪名并不存在”。他说:“她们私处的构造,使得她们无法进行插入动作,没有插入,也就不会有性交高潮。”
如今,性成为了一种“通用货币”,既可以用来售卖明星事业,也可以售卖手工啤酒,因此奥斯丁被性化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我们对此的兴趣,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东英吉利大学大学的简·奥斯丁研究学者巴拉特·汤顿(BharatTandon)认为我们应该重温文本,重温奥斯丁笔下的女性关系,比如《爱玛》中爱玛·伍德豪斯对哈丽埃特·史密斯的感情。“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样的友谊。你很难割裂出爱玛对哈丽埃特产生兴趣的时刻,因为她和那些展示欲望所有权的时刻是紧密相连的,”汤顿说。他曾编辑了哈佛大学版的《爱玛》。
但这也不代表汤顿认为奥斯丁有同性恋倾向。我们完全不知道事实是怎样的,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话题揭露出:在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唯我解读之外,奥斯丁的写作天赋和她对人类感情关系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的描述,才是最为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她逝世200年后,我们仍然在充满激情地阅读她的作品。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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