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是贸易大国和贸易强国。贸易是两利之事,两个经济体之间天然存在着互补匹配,古代中国中原王朝和草原政权之间经常存在互市,中原王朝以农业为主,在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诸多手工业,创造出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比如丝绸、茶叶、铁锅、食盐等,是草原民族生活必需品;北方的游牧民族以畜牧为主,产品相对单调且不易保存,但马匹是古代军事的重要资源,又是农业社会所欠缺的,因此,出于国防考虑,古代中国和北方游牧政权一直存在官方和民间贸易。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生产具有很大优势。农业和畜牧业的产出主要是“食”,在古代社会,吃饱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国家征收的粮食也要做储备之用,因此贸易的繁荣主要体现在手工业上,而在这一点古代中国遥遥领先。从秦汉的丝绸、到宋元的瓷器、明清的茶叶,这些手工业的产品的出口,极大繁荣了我国的经济。
而市舶司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管理机构。近代以来人们大多认为中国古代闭关锁国,对海上贸易嗤之以鼻,其实这是不对的。从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开始设立市舶司,海上贸易就进入了中央政府的视野。宋元时期,市舶司更是为国家带来了大量财政收入,北宋中期市舶司收入达42万缗,南宋初年更是达到了150万缗,不仅数目巨大,占当时的财政收入比例也不低。
市舶司的数量反映了对外开放的程度。唐朝时仅在广州一地创设市舶司,开启了市舶司制度的先河;宋朝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秀州(今松江)、江阴、密州(今山东胶县)8处,若包括设置市舶场的澉浦(今浙江海盐)在内,实际上共有9处之多。元朝时期共有七大市舶司,分别是广州、泉州、庆元(宁波)、杭州、温州、澉浦港、上海,后来合并为泉州、庆元、广州三处。
但明清时期市舶司已经“沦落”为朝贡贸易关口,丧失了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作用。明朝市舶司也仅有宁波、泉州、广州3处。3个市舶司分别对应固定的外贸国家,比如宁波对日本,泉州对琉球,广州对南洋。明朝前中期因“倭寇之乱”,实际上最为通畅的通商口岸仅有广州。这说明在元末明初,民间海上贸易就开始受到限制,甚至被取缔,剩下的都是政府管制的朝贡贸易。众所周知官方的朝贡贸易是赔钱的,著名的郑和下西洋活动被取缔实际上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海外贸易遭受了巨大打击。
宁波船
清末市舶司被新的贸易机构取代。从15世纪开始,西方开始超越中国,首先表现在大航海和新大陆两个方面:大航海发现了新的航道,让地中海中东的贸易路线开始衰落,对中国的影响还不算大,但西方的竞争对手已开始快速成长;新大陆的发现极大丰富了世界贸易,中国已开始失去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贸易的主动权逐渐落入西欧国家。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直接让工业生产的效率飙升,手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竞争好比螳臂挡车,这时的西欧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将中国远远甩到身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西方逐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已经沦落为朝贡贸易关口的市舶司也就被新的机构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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