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强「岁月留痕」汉中之忆（五）1974，记忆深处的右所中学

汉中之忆（五）

1974，记忆深处的右所中学

送走了1973年天寒地冻的隆冬，告别了美丽的班主任周老师，同时也就告别了那悲欣交集的小学时代。

1974年春，终于上初一了，依然是在勉县农村。但在记忆中，这一年却是久久难以忘怀的一程。最具震撼力的老师、最诚挚的少年友谊，及其那些后来看似荒唐却在当时自然而然发生的一切，都是那样难以忘怀，以至多年以后还常常回味、思索……

一

这一年初春乍暖还寒。杨柳抽芽的一个清晨，我与堂兄马学东沿着芦苇飘雪的河堤，穿过一个幽黯的铁路隧道，来到勉县右所中学报名。右所中学仍然是一个大队（村）办的学校，只有初中两个年级。距离祖母家不远，与湾坎大队实际上只有一两里远，但隔着一条有很高路基的铁路，遮住了两村之间的视野。右所大队的西边间隔一大片水田与另外一个叫左所大队的村庄遥遥相望，再往西就是阳安线上的编组大站勉西火车站。后来我意识到，明代实行卫所制度，距勉县不远的宁强当时设有宁羌卫，右所、左所这两个奇怪的地名莫非都是明朝所遗留下来的地名。右所大队听说文革伊始右所曾经一度改名“红卫大队”，但一阵风过去，老百姓叫不习惯，就又恢复过来了。

学校实际上建在文革初被搬空神像的孔庙中，东、西两排厢房分别是初一、初二教室。前面正殿则是教师办公室兼卧室。院子里已经没有什么古庙景观，只有两株苍老高大的森森古柏寂寞矗立，昭示着某种古老的存在。我们来自湾坎、右所、左所几个村小的孩子，还有附近三线工矿子校来的学生组成了初一年级一个班，差不多有三十个人左右。我们的课程主要有语文、数学、地理、政治、还有一门奇怪的课程叫《农基》。记忆中的老师有语文张常青老师、地理朱建邦老师、几何熊庆伟老师和代数谭智聪老师，政治课则由校长周健华老师代上。

突然来到中学，大家都显得很兴奋，彼此打量、问好，很快便消除了陌生感。只是很快发现来自工矿的同学穿戴相比“洋气”得多，记得初二年级刚刚转来一个来自地质勘探陕四队叫骆辉的女孩子穿着一条前有纽扣的帆布西裤，大家竟然觉得十分惊讶与好奇，围着她像观西洋镜似地咯咯笑。骆辉害羞地一溜烟跑回家，以后再也没有见她穿过西裤。

二

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张常青，是一个年约四十左右的中年男子，大背头，剑眉大眼，中等个子，开朗而幽默，喜欢披一件草黄色军大衣，显得很有风度和魅力。初中第一节课即为张老师的语文课，讲毛泽东著名的《长征》诗。张老师先是微闭双目酝酿情绪，然后缓缓深情地将《长征》朗诵一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南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他的男中音普通话雄浑深沉，且极富磁性，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标准的普通话。加上他有意无意模仿的伟人手势，教室里静谧极了，只有张老师浑厚而铿锵的朗诵在教室中回荡，我们全班完全被他奇妙的朗诵所震撼、所折服。

次年元月初一结束，家里已决定我转学去汉中上学。可能也是巧合，临走时，我去向张老师辞别，正逢他举办家庭宴会，他不容推辞留下我也参加。这天，右所大队的几位老领导及学校的几位老师熊庆伟、朱建邦、周建华、谭慧聪等都在座。吃饭时我才听说，张老师因组织“大批判”很受当时勉县县委吕书记的重视，已经决定让他出任右所大队党支部书记，不再当老师。临走时，他赠送我一本好像是文学创作理论方面的书，上面题有他赠送我的一首诗，有几句还依稀记得：“长征千里有故园，大树参天根深盘。峥嵘岁月战风浪，高举红旗过雄关”。

过完年后我即转学到了汉中，后来听同学来信说张老师出任右所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的一两年里，大队的“抓革命、促生产”搞得红红火火，常常受到县委领导表彰，县委书记还在右所大队召开现场会，集中全县各个公社、大队负责人学习右所大队的“先进经验”。但文革结束后，张老师还是回到教师队伍中来。曾经先后担任勉县八中校长和在县教研室工作。1992年秋，我去勉县返汉途中，特地去位于纪寨乡村的勉八中看望他。十七、八年了，张老师明显苍老许多，头上也谢顶不少，可能身体不好，才入秋就捂着那件军大衣，但说话声音仍然宏亮。他告诉我由于文革耽误了上大学，他在八十年代狠抓学历提升，每周骑自行车去汉中电大上课，后来终于拿到大学中文本科学历文凭。遗憾的是那天时间已不早，仅仅只在他房间坐了不多一会即匆匆辞别。他送我走出校门，在秋天萧瑟原野衬托下，当年雄姿英发的张老师显得苍老而漠然。他挥了挥手让我走，我走了好远，回头望去，看见他仍然站在那里……又过了十来年，我再向勉县同学打听张老师情况时才听说，张老师从勉八中调回县教研室工作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心脏病突发去世。我知道这一噩耗时，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三

初中只在勉县读了初一，即转学到了汉中。但1974年的乡村中学却留给我少年时代最快乐、最让人眷恋的记忆。虽然勉县读初一的时间十分短暂，但与农村同学们结下了难忘的友谊，至今我仍然常常念及。我右所中学的朋友中有老成敦厚的张国录，有心地善良却沉默寡言的张新娃，有美丽白晰的庄玉红、有聪明伶俐的周燕玲、有机灵智慧的袁润林、熊国庆、有漂亮却老爱嗔怒的吴慧芳，有少年老成的蒲水生，还有性格截然相反的章湖苹、章济生两姐弟。前年过年，我回勉县大堂兄家走亲戚，曾经骑单车专门去左所的找到张国录家，不巧他邻居说他早上刚刚去了老道寺亲戚家修房帮忙去了，很是遗憾。

少年时代的感友谊是单纯的，也是真挚的。尽管这一年大多已如过眼云烟，遗忘在岁月尘埃深处，但有几件事却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记得这一年暮春，学校组织我们去洋县东韩村参观地主庄园阶级斗争展览。天不亮，我就与堂兄马学东（即明娃）摸黑赶到了勉西火车站，不一会，班上同学也陆续集合到了站台。去洋县时我们是乘坐绿皮火车客车。由于是第一次坐火车，大家格外兴奋，班主任张老师还亲自领唱打拍子，我们集体高唱《草原上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毕业歌》、《造反有理》等革命歌曲。但好景不长，车到城固，张老师招呼我们赶紧下车，因为火车不经过东韩村，要绕很远的地方才能到洋县站。我们只好下车，沿着尘土飞扬的城、洋公路徒步行军。时已中午，在暮春的太阳照耀下天气已经很炎热。走着公路上，肚子饿了，口干舌燥，不知不觉地掉队在后面，突然平时很矜持的庄玉红主动夺过我的背包，帮我背了好远一程，那时不会说感谢之类的话，心里却是热乎乎的。到了东韩村，发现各地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好不容易排队进去，却发现院子里和房间里只是摆放了一些红红绿绿的古代兵器和几道皇帝诏书，一个女讲解员用洋县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讲着什么。我们看并无什么特别的东西，也就没有了多大兴趣。我们几个男生溜了出来，在街道上凑钱买了几个馒头和两瓶汽水狼吞虎咽吃完，此时我们大队人马也参观完毕，走出了地主庄园。

返回时仍然是先长途步行到城固。记忆中走到城固钟楼时已经暮色苍茫时分，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想脱离队伍跑到原公外婆家看看，但想到次日要上课，很快又自我否定了。到城固后已经是晚上，不知为什么带队校领导没有让我们继续乘坐客车，却让我们像“盲流”一样去火车站爬上装煤火车，“偷渡”回勉县。好在那时到底年轻，也毫无怨言，反而觉得很刺激，有点成了“铁道游击队”的自豪感。那天夜里。我们坐在装满煤炭的车皮上，在风驰电掣中望着夜空满天星斗，大家又说又唱，一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了又唱。直到半夜时分才回到勉西站。等到我与堂兄回到祖母家时，已经是远近村落鸡叫声此起彼落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中学“学工”、“学农”与“大批判”等要占不少时间。右所中学靠近河坝树林有两亩多农田，是我们的校办农场。冬天种麦，夏天插秧，都由学生负担。这一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我们来到农田学插秧，挽起裤腿跳入还有些冰冷的田里，一下就陷入很深的泥巴，女生那边不时传来一声尖叫。田埂上有农民伯伯不断扔过来秧苗小捆，我们就模仿着撮着秧苗插入水田，插了一会，回过头看，秧苗插得歪歪斜斜的，有的还漂浮在水面。突然，我感觉小腿上一阵疼痛，抬腿发现一个肥肥的大蚂蟥已经钻进腿肚子多一半，只有尾巴在外面摇曳。我不由得惊呼起来，一位指导我们学农的贫下中农连忙喊“千万不能硬扯”，跑过来连连拍打了几下我的腿，大蚂蟥才很不情愿地溜了出来。那一天，腿上流不不少血，好在庄玉红、袁润林等同学从家里拿来了纱布和云南白药，总算才止住。

在祖母家，一年难得吃上一顿肉。一是家里当时确实十分贫穷，二是祖母一辈子吃斋信佛，总是食素，每天的饭菜基本上都是稀饭、红茹、土豆加酸菜。有时实在太馋了，就把二伯家扔在墙角的骨头拿过来偷偷地在炉子上煮点汤喝，多少算是尝了点肉味。当时无论老师，还是同学都说我是班上是最瘦的。记忆中最美味的“吃货”是周燕玲从家里偷偷拿来的用荷叶包着的腊肉和袁润林从家里偷出的卤鸡蛋。他们暗地里给我时，尽管我狼吞虎咽，但还总是催我快点吃完，是怕老师与同学看见。多少年了，每每忆起，仍然觉得有一种想大快朵颐的饥饿感，眼睛也随之湿润起来。只是这样的情景再也不可能复现了。现在，经常外出参会、作讲座，面对满桌美味佳肴，反而往往望而生畏，成了“素食主义者”。

白驹过隙，四十多年过去了，听说右所中学早已拆迁，我们曾经就读过的校园早已荡然无存。前年与庄玉红取得联系，她说已经从一乡村学校退休，儿子已娶媳妇，等待做婆婆了。袁润林据说已经成为右所村远近有名的娃娃鱼养殖户；张国录、张全安也成了本地著名的企业家。吴慧芳、章济生也偶尔在微信上露面打个招呼。堂兄马学东一直在农村，后来学了木匠，收入不菲。不过我们一直有个愿望，希望什么时候能有个右所中学1974级同学聚会。离别四十多年了，少年时代的同学再度相逢，会是怎样的情景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别时青涩少年，重逢两鬓霜染。岁月带走了多少风雨和浮华，却永远带不走那少年时代无价的纯真与友情……

作者简介:马强，男，陕西汉中市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教授，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秦汉、三国、唐宋史），出土石刻文献、中国地理学史兼及史学理论等。学术兼职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韩国《亚洲研究》通讯编委，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兼聘教授，陕西理工大学汉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重庆市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四川省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咨询专家，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理事，中国唐史、宋史学会会员。2007年曾在中央电视台十频道担任三国文化节目主讲嘉宾。先后在《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地理研究》、《学术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社会科学战线》、《历史地理》、《史学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导读》（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等四部学术著作。论文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历史学年鉴》《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转载或摘要。主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各一项及重庆市、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参与主研国家重大社科招标项目和教育部、重庆市重大社科招标项目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