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是中国特有的戏剧现象

1988年，北京人艺南下上海，演出五部大戏，《茶馆》压轴。时隔36年，北京人艺再度驻演上海，这一次，《茶馆》是头炮。

自从焦菊隐和夏淳导演、于是之主演的《茶馆》在1958年首演，话剧《茶馆》和北京人艺成为一组无法切割的名词，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戏剧史里，找不到第二部作品能够拥有《茶馆》的地位——这是老舍的剧本和焦菊隐、于是之的演出构成的，更有北京人艺作为当代中国最高水准的话剧艺术创作中心的权威性作为加持。

《茶馆》是中国特有的戏剧现象

时隔36年，北京人艺再度驻演上海。图为话剧《茶馆》10月13日排练照。记者叶辰亮摄

几年前，面对孟京辉导演的《茶馆》引发的轩然大波，老舍的女儿舒济说了这样一句话：“剧作者已逝，剧本不会改变了，但舞台在继续不断地发展变化。”当时，她也透露了一些罕为人知的细节：“从1966年至2016年底，在《茶馆》受到版权保护的50年里，老舍的家人并没有给北京人艺‘独一份’的授权。然而在那期间，没有任何创作者个人和团体提出要改编《茶馆》。”即使在北京人艺内部，林兆华导演获得“初代王利发”于是之的支持，在1999年重排了《茶馆》，现在观众看到的“二代”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都出自这一版，但这个演出版几年后被封箱。2005年，林兆华带着这批主创描红式毫不走样地复排了1958年的首演版。从此，北京人艺的《茶馆》演出海报上，导演是不变的“焦菊隐、夏淳”。林兆华在他的自述《导演小人书》里写道：“《茶馆》几十年原封不动，这是中国特有的戏剧现象。”

如果焦菊隐还健在，“《茶馆》”会一百年不变吗

《茶馆》首演至今66年，在中国内地的舞台上，这个剧本只有五个演出版，其中两个版本来自北京人艺，其余三个版本出现在2016年之后。

1992年，年事渐高的于是之挥泪告别“王利发”，林兆华记得，老领导和自己“天天混一块儿”，两人“谈了好几年，他叫我一定要重排《茶馆》，我的条件是不按焦先生的排，他不敢答应”。于是之顾虑重重，从1958年到1992年，全中国除了北京人艺，没有一个剧团、没有一个导演敢排演《茶馆》。他和林兆华合计了有7年，直到1999年，时逢老舍诞辰100周年，于是之终于下定决心让林兆华做“一版当代意识比较强一点儿的《茶馆》”。在排练中，林兆华把最大的压力给到“二代王利发”梁冠华，要求他“不能模仿于是之”“赋予角色新的东西”“表现老舍独特的黑色幽默”。1999版采用了老舍的文学剧本，而非焦菊隐删节、改定的演出剧本。易立明重新设计的舞美强调象征意味，以歪斜的茶馆隐喻摇摇欲坠的旧时代。但这个版本没有对老舍的剧本和1958年的演出版作出任何结构性的改动，林兆华只给自己打60分，原因就是“没有做出新东西，还是延续过去”。即便是这样的“微调版”，在公演后毁誉参半，到了2005年，为了纪念焦菊隐诞辰100周年，北京人艺彻底回归1958版。

老舍作品改编的空间，以及“藏得最深的内涵”

2017年，《茶馆》剧本发表50周年，导演李六乙为四川人艺排演了四川版《茶馆》，这个版本除了把京片子替换成四川话，实际上仍然沿用了焦菊隐版。同年，青年导演王翀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排演了极为大胆的《茶馆2.0》，演出的“舞台”是在教室里用课桌拼起来的，观众人数被严格限制，这部勇敢的后戏剧剧场作品只在很小的范围里被知晓，五场演出的观众合计55人。这部戏没有对老舍的文本作出改动，穿着校服的孩子们说着原作的台词，一开始，语言和环境是不协调的，但是随着演出继续，老舍的文本完美地契合了校园社会的权力结构。舒济看了其中一场演出，她高度认可这个版本，她看到原作写到的种种欺压顺理成章地衍变成当代校园暴力，由此联想，类似的表演可以发生在工厂厂房或企业办公区，《茶馆》的文本并未远离人们的生活，它的鲜活的现实意义值得被不断激发。

这一切让北京人艺的《茶馆》成了中国特有的戏剧现象，也是全球戏剧史中罕见的孤例。在川流不息的舞台上，《茶馆》叫停了时间，它宛如一枚时间胶囊，封存着王利发的时代、老舍的时代和焦菊隐的时代。同时，被当作表演容器的《茶馆》，让演员荷载了周而复始循环的时间，看着梁冠华扮演的王利发，心力交瘁的王掌柜从阴影走向亮处，又最终留下一个萧索的背影，在他的身上，老舍的文本突破不曾变化的舞台，突破时间屏障，成为每个时代的小人物的寓言。